北大总裁班：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技术竞争是未来中美关系焦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秩序矛盾再次成为焦点。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有关逆全球化、产业链重构、中美脱钩的争论愈演愈烈，也成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和资产配置的重要变量。 

“所谓的脱钩，我认为主要是发生在中美的技术领域，即美国步步为营地限制对华技术输出”“但是，即使是在技术领域，恐怕也不会形成所谓的两个平行体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针对中美脱钩论做出如上解读。 

6月18日，《财经》杂志和《巴伦周刊》中文版联合举办了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新机遇”为主题的“财经·卓见”线上论坛。作为与会嘉宾，姚洋做了题为“构建开放共融的创新体系”的主旨演讲。 

姚洋认为，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供应链中断恐怕是暂时的，当疫情结束，绝大多数供应链会重新建立起来。在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是标准制定，这由世界头部企业主导，美国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加入有规则的竞争，这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开放共荣、对中国有利的世界创新秩序。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发言实录，未经本人审核。

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疫情之后国际形势的一些新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无论如何，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头等大事。

第二，我对疫情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

第三，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新变化。

从三个层面理解中美新型冷战

关于中美关系，从美国方面来说，新冷战已经形成。2017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战略报告，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今年美国对华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最近白宫发布了《美国对华战略》，把它自己的战略定位为现实主义，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新冷战当然和美苏之前的旧冷战有些不同。

美苏冷战是全方位的竞争，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竞争，目的是用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外一种意识形态，随时可能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擦枪走火，中美新型冷战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地步。

我认为，新冷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领域，二是地缘政治领域，三是技术竞争领域。

第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确实加剧了。导致这次加剧责任在西方，因为中国这次抗疫，从武汉疫情暴发到这次北京疫情管控，措施相比较而言都非常及时，都是正确的措施，西方应该效仿。但是，西方有很复杂的心情，认为自己怎么能抄中国的作业？这加剧了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我加上了价值体系冲突，一如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所称“我们日本的模式你们学不了，因为我们的人民很守规矩”，这背后确实包含东、西方价值观冲突，而且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冲突，而不是短期冲突。

第二，地缘政治领域的冲突，从2010年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已经开始，如今紧张的态势更加剑拔弩张。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它很难逃脱“守成大国”的宿命，这也是人的动物性使然，即对于挑战领地的外来者，一定要守住既得利益，这是本能反应。美国怎么来处理中国在亚太的崛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谋求和平崛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技术领域的竞争。保罗·萨缪尔森在去世之前的2004年发表了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中国技术进步对美国的影响。萨缪尔森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在美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领域发生，这对美国不利。

现在越来越多美国经济学家赞同萨缪尔森的判断，我们也看到美国在步步紧逼，包括实体清单越来越长，对我们STEM（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领域的留学生严加限制，打压在美国与中国有合作的大学教授等。可以说，技术领域的竞争呈现白热化，而且美国的技术竞争相当于“上街群殴”，完全不讲规则。以实体清单的形成为例，如果美国认为某企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就可以将其纳入实体清单，这么宽泛的标准，依据其实非常简单粗暴。如果世界都这样不讲规则，将毫无秩序可言。

技术竞争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停下，因为最终它和地缘竞争挂钩，但是技术竞争要有一定的规则，即便是“打架”，也应该像拳击手一样在擂台上，而不是大街上展开，而且要按照规则来。

以上是我认识的中美“新冷战”。

技术标准是企业制定的，美国无法把中国排除在外

在上述背景下，经济领域到底会不会出现“脱钩”，这是大家一直讨论得很多的问题。我的判断是：经济领域的“脱钩”不太可能发生。

在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是暂时的，当疫情结束，绝大多数供应链会重新建立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的调整，比如医疗器械领域，美国还有欧洲一些国家，认为很多医药原材料都掌握在中国手中，要自己制造，但都是政客而不是他们的企业这么主张。

在西方民主体制下，政府想指挥企业实际上非常困难。政府要做这件事只能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立法，比如特朗普动用战时方案，要求企业必须生产医疗设备，但平时不能一直这么做，立法其实非常难。二是提供刺激，花钱将企业吸引回本国，这也很困难，政府要花多高代价才能把企业吸引回来呢？

总之，经济领域供应链中断不太容易发生，小部分重组可能会发生，但是这种重组也许对中国更有利，因为中国首先走出疫情。

中美技术领域脱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美国会步步为营地限制对华技术输出。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理性地认识到，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是标准，而标准都由世界头部企业来制定，而不是由政府间的协议形成。哪家企业的技术最领先，就最有可能按照哪家企业的标准来做。而且，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技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完成。比如美国搞5G小联盟，但不太可能做出5G标准。美国以前不让本国企业和华为一起讨论技术标准，现在又放松限制，因为不和华为讨论，美国等于把自己关在5G门外，华为的5G技术所占有比重很大。

现在，技术标准不像以前一个国家把标准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可以凭借技术封锁另一个国家，将其排除在竞争之外。如今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最新消息也显示，德国带领欧盟允许中国参加德国的5G建设，意味着欧盟的5G领域华为都可以参加。

中美即使是在技术领域发生“脱钩”，恐怕也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即便是美国也承担不了。因此，在同一个体系里形成竞争，但我们希望看到有规则的竞争。

“美国放弃世界领导力”是误读，第二阶段谈判有利中国

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的做法是在退出世界体系，美国不想再领导世界了，世界将进入一个无序状态。这是一种误读，这么解读世界体系的变化，我们会犯大错误，过去我们就犯了这样的大错误。

美国没有放弃对世界的领导力，只不过换了一种领导方式。美国这次是意识到其所领导的全球化，如果加入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不会挑战美国的全球性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加入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的大国，包括中国和印度，显然会挑战美国自身的领导地位，因为这两个大国不会听从美国。

为此，美国要重新构造一个世界体系，而且在新的世界体系里美国要得利。在过去的全球化中，美国贡献了海量的公共品，当然首先是为自己打开市场，然后才是为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据此来维持世界体系。美国发现，过去提供了很多公共品，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特朗普政府到美国精英阶层，都有这种情绪。特朗普为此采取极端做法，想把原有规则全打破，比如不让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常运转，尽管没有都如愿以偿。

美国需要的新体系，就是特朗普政府所强调的“对等”，即“我做了你也得做”，对盟国也是这样：美国提供了军事保护，盟国也得提高军费开支。美国不想再单独提供世界公共品。

对此，我们应该好好地评估特朗普的做法。特朗普的举措可以视为对世界体系的破坏，但我认为同时也恰恰是在给中国一个机会。

另外，现在国内有人主张不执行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们必须要执行。

首先，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我们要买2000亿美元的产品，意味着中国和美国会继续绑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贸易盈余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对世界其他国家存在贸易赤字。即便按照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来执行，中国对美贸易盈余仍将占我们贸易盈余的绝大部分。

再者，美国想进行第二阶段谈判的重点是谈规则，而且涉及美国想对世贸组织改革的规则，这给中国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总说中国没有机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如今先跟美国谈贸易规则，美国拿着谈好的规则去改革世贸组织，有人认为这回到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 GATT，一个政府间缔结的关于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但也许这是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一个方向。

未来，不光中国要做调整，美国也要做调整，都需要时间和空间。过去几十年，美国财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华尔街对美国老百姓甚至对全世界的盘剥无与伦比，甚至堪称美国和全世界的一部利益再分配机器。现在美联储又赤裸裸地沦为华尔街的“奴仆”，华尔街股市一旦走低，美联储赶紧发货币。长期下去美国会很危险，确实需要时间和空间去调整。

中国还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拜登赢得今年11月份的美国总统选举怎么办。拜登一定会联合盟友针对中国，并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但是会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来围攻中国。中国准备好了没有？从这个角度看，抓紧第二阶段的谈判对中国来说同样绝对有利。

关键领域创新需国家投入资金，市场化运作

中国如何应对，我想重点谈一下技术领域。美国的实体清单发布之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依赖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事，把资源集中起来，把“卡脖子”技术都列出来然后一一攻破。

这种做法，首先违反了基本的创新规律。创新是市场行为，特别是在不确定性的领域，用政府力量去做创新，最终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的回报率高达2700倍，这也意味着，阿里巴巴这类级别公司成功的概率是1/2700，其余2699个都死掉了。这么大的失败概率，如果让政府去做，做不起。所以,以全面铺开的方式去发展“卡脖子”技术不现实，创新仍然应该是开放式的。

其次，中国的人口是整个欧洲的2.5倍，国土面积跟欧洲差不多。如果我们所有领域都是世界领先，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对外经济关系，一定要给人家留出空间来。当然，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国家投入资金，用市场化手段来做还是值得的，特别是在芯片领域，因为未来的世界就是芯片的世界。

马斯克已经把芯片植入大脑，芯片小型化也是趋势之一。台积电是目前唯一可以完成5纳米芯片的企业，1纳米等于一百万分之一毫米，它的最高目标大概是3纳米或2纳米。这个工艺上台积电能做出来，而且能保证成品率90%以上。

中国现在最好的水平也只能做到14纳米，就是中兴国际，它实际上是台积电的人马，但技术和台积电大概差了两三代，再往前发展要依赖光刻机技术进步。我们本来已经订购了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的光刻机，但是美国一声令下产品就不能卖给我们，目前我们的光刻机技术和ASML恐怕还有十年差距。而且，美国掌握了辅助设计软件，也不让我们更新，这样我们很难有进步。所以，在芯片这种非常关键的领域，我们值得投入重金来做，当然仍然要用市场化的手段。

总之，在中美新型冷战背景下，中美技术竞争，其实是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技术竞争，未来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但是应该在统一的框架下竞争。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加入有规则的竞争，而且我们要为这样的竞争场域贡献自己的力量，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且落到实处，不能到了有一点意外就拿举国体制来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开放共荣、对中国也有利的世界创新秩序。

互动环节问：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放松，包括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远远大于包括亚洲以及中国在内的其他央行，如何看待货币政策的不同力度及对资产配置的影响？

姚洋：美联储提供无限制流动性的做法，大量发放货币，然后还给其他国家做货币兑换，从短期来看是薅全世界的羊毛。当然，这也是因为全世界的资产都跑到美国避险，美国通过发货币收割一下全世界。从中期来说，美国的股市泡沫越来越大，完全背离了基本面，美国股市崩盘的可能性非常高。从长期来讲，发货币最后都要以实物、资产来还，美联储目前的这种做法，完全是不管子孙后代死活的一种做法，中国不跟风是有道理的。

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陆家嘴论坛的演讲中提到说，全球经济很难出现V型复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更快地实现V型复苏？

姚洋：全球以及中国经济的复苏轨迹，完全取决于疫情走势。如果下半年疫情没有大规模反复，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6-7%也有可能。这样，我们全年的增长率就可以达到2-3%。但是目前谁都无法预料疫情会不会大规模反复。

本文来源：《巴伦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