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杠杆率与数字化转型

当前，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等“ABCD”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化技术日益发展，催生了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经济发展形态，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融入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其中，微观企业主体作为宏观经济发展的最小构成单位，成为承载前沿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其对于数字化技术及其经营模式的偏好和转型正成为提升数字中国发展质量的最有效手段。

然而需要正视的实践问题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急剧攀升的现象在微观上对企业造成了损害，也阻碍了宏观层面的经济治理提升，这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债务危机的担忧与讨论。过高的杠杆率不仅导致流动性风险的急剧上升，还会引起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降低，国家产业政策失灵等等不良现象。2020年，在“结构性去杠杆”为基调的基础上，国家更加关注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与逐步下降，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不仅体现出中央对于杠杆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也表明在微观层面需要对杠杆问题作出越来越精准的处理。因此，回答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究竟应该是去杠杆、稳杠杆还是加杠杆，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本文以2007至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Python文本分析刻画数字化转型程度，结合实体企业杠杆率数据，对“企业杠杆率—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与经济解释，并将金融监管纳入分析框架。

研究结果证明：第一，企业杠杆率提升对数字化转型产生负向冲击。第二，从企业不同的属性特征来看，国有企业与高科技企业杠杆率提升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冲击相对不突出，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高杠杆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从生命周期来看，杠杆率的反向作用长期存在，在衰退期最为突出，在成熟期显著减弱。第三，从机制传导路径来看，杠杆率会加大企业财务成本，造成财务不稳定加剧，同时恶化市场预期，并通过创新“投入—产出”层面挤出数字化转型投入，这些都无益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第四，加强金融监管是利用杠杆率促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条件。政府通过金融监管，调节实体经济杠杆，在一定程度能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并提供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

本文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去杠杆是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由之路。降低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妥善处理“降杠杆”与“数字化转型”的最优平衡，在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将数字化转型推进到新的阶段与水平。第二，实行结构化去杠杆，有差异的杠杆率才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区分不同企业阶段和不同企业属性设置不同杠杆率线，精准调控企业杠杆率，避免“一刀切”。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弥补监管空白，补足监管短板，进一步完善体系建设。充分利用企业杠杆率促进数字化转型的正效应，长期提高数字化发展动能，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形成数字化转型与风险防范的有机统一。

撰稿人：杜金岷  陈鑫原  吴非

来源：“社科院金融评论”微信公众号